1950邓小平在重庆
2015-09-09 00:00 李继富  审核人:
1950邓小平在重庆

我们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,其中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九十万人,国 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十万人,国营企业的员工十万人,加上人民解放 军七十万人,共二百一十万人……这些人必须养。”

这是1950年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讲话节录,也是当时重庆乃至 整个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。最终,他成功改变了解放初期重庆和整个西南的混乱局面,恢 复和发展了经济,改善了人民的生活。
60多年后的今天,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人们不应忘记,当初邓小平是如何智 慧地一边解决吃饭问题,一边兼顾长远利益和经济发展的。而这样的破题,是28年后那些 充满政治智慧和经济眼光的伟大决策的基础之一。
编者按:
为什么是1950?
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,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,坐镇重庆,主政西南。期间,他和他的战友们运筹帷幄、殚精竭虑,迅速改变了解放初期重庆和整个西南的混乱局面,恢复和发展了经济,改善了人民的生活。
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,在邓小平伟大的革命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党史研究界有观点认为,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最早在这一时期产生,它为后来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继续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最终形成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所以,重庆青年报选取这期间的第一个自然年,也是最艰难的一年放大,试图还原邓小平同志在重庆以政治智慧和经济思维,解决实问题的现场。

铁腕治市 抑制通货膨胀


黄包车夫佟烟卓靠拉车养活一家五口人,1950年1月初,有件事闹得他“整天愁眉苦脸”——不法分子在黑市倒卖银元,1块银元兑6000元人民币一度被哄抬到了9000元,菜米也随之涨价。人力车夫马横山说:“我们一天劳动拉车子来的几千块钱,给‘银牛’几个筋斗一翻就弄光啦,希望人民政府马上禁用银元,大家都用人民币就好了。”
由于解放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(据亲历者回忆,1946年每石约120市斤大米价格为1.1万元,到1949年就涨到了360亿元,涨了近3.3万倍),大多数老百姓仍不相信新政府的货币,市面上兴起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,铜钱、银元都走到金融市场前台,才出现了银元搅乱市场及物价的风波。
1月20日,邓小平所在西南财经委员会公布《西南区经营管理暂行办法》,禁止银元、外币计价流通和私下买卖,随后开始用法律手段禁止银元流通。

裕中百货商店经理文子集,就因派人去米亭子购买二百三十块银元被审讯,“除将其购买银元的人民币贰佰零贰万四千元全部没收外,经理亦将受到人民政府法律处分”②。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艾新全研究邓小平多年,他为写作《邓小平在西南的理论与实践》采访过100多位上世纪50年代的亲历者。他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,“当时重庆处于半停顿状态,西南商贸如纺织品、农产品(猪鬃、桐油、猪肠衣)等就在重庆,但是老百姓手里没钱买,尤其是广大乡村的老百姓。但他们手上有物资。西南财经委就组织了大量的工业品,如棉纱、衣服、鞋帽、火柴、牙膏等日用百货下乡去,让他们用钱买,同时收购他们的农产品猪鬃、桐油、猪肠衣这些。这样老百姓生活就比较好过了”。
1950年2月左右,重庆物价上涨。当时大阳沟农贸市场的米贩子,雇人排队在国营粮店抢购7元一担的粮食,以16元的价格抛出,造成物价波动,粮店脱销。
邓小平在了解情况以后说:“要稳住,不要乱了阵脚。他们涨我们也涨嘛!……牛已经过河了,如果拉牛尾巴,牛是回不来的,只有牵牛鼻子,牛才会跟你走。”
他决定采取两项措施:“一、由重庆市政府对大阳沟不法粮商泰洪泽、万金安等,依法进行查处,打击奸商的嚣张气焰;二、政府国营粮店挂牌米价也上调到16元一担,各区街道基层干部出动向群众做宣传解释。”不法粮商继续抢购,以为粮价还会上涨。邓小平却急令山东、川南行署连夜调运大量粮食进重庆,十多天时间,全市粮店统一挂牌:糙米每担降为7元,大量供应,米价回落,不法粮商因此赔本。物价也很快稳住③。
除此之外,为让老百姓手中的人民币保值,西南地区广泛推行折实公债和折实储蓄。折实储蓄自1950年1月9日开始办理,它以大河熟米三市斤、双喜白布一市尺、熟菜油一市两、合槽煤三斤等五种实物之价格合并为一单位,可以“整存整付、整存零付、零存整付、存本付息”④。意即假设市民在今年1月存10个单位(每单位价格是五项物品前五日物价之平均价格之和)的钱,定期一年,一年后他可以取到仍能买到这样10个单位的钱,无论这时这些物品价格涨跌。
折实公债与之类似,15斤米、两斤棉纱、100公斤煤炭作为一个折实公债,1个折实公债100人民币。据艾新全说,该公债在1950年在重庆推行目标是7万,最后完成16万多。

搞活经济 允许私企生存


“重庆有六万多国营企业职工,如果不开工,维持费要一百多亿;如果开工,再加上各机关的人员,要四百亿。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私营企业的工人数还要多,凭良心说,资本家的日子也不好过。”
艾新全根据他此前的采访说,当时工人很苦,没有年终奖、双薪福利,老百姓闹事。据资料显示,1950年1-6月间,西南区发生了1008件劳资纠纷,其中重庆发生了824件。邓小平也说,“中央号召工人年终不领奖金、双薪,而国民党时期,领年终奖金和双薪却是惯例,是不国民党讲工人利益,共产党反而不讲工人利益呢?”他认为并非如此,“问题在于怎样做才符合工人利益”。
“从解决经济问题本身来说,也有一个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分,如果我们只讲眼前利益,要工人有饭还要吃得好是可以的,但为时很短。因为工人要多得工资,资本家拿不出来就要关工厂的大门,这就不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了。”
讲完这番话,他制定了三个原则:“第一,是要大家暂时勉强维持,因此我们发薪资,只能低于或者相同于过去,不能高于过去的薪资。第二是国营企业的工资不能高于私营企业,只能低于或相同于私营企业。生产条件特别优异者例外。不然,私营企业一定要发生劳资纠纷,如果资本家负担不起,工厂就要关门,工人就要失业。第三是此地工资不能高于外地,只能低于或相同于外地的工资。”
为什么工资不能高于过去?艾新全说,这是权宜之计。“只发钱,市场还没有那么多物资时,会造成哄抢和通货膨胀”。
这年末(1950年12月21日)的会议中,邓小平总结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,应是“又团结又斗争”。他认为,西南解放初期,确有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“左”的倾向。5月开始调整工商业,“又产生了一种不敢对资产阶级作必要的斗争的右的倾向”。因为当时“私营企业确实困难,我们实行了坚决调整的方针。如果那时不那样做,就会形成大批的关厂停业,于工人阶级、于国计民生都极不利”。
他认为,在劳资、公私问题上,必须认真地实行“两利”、“兼顾”的政策,税不应多收但也不能少收的政策。“在公私问题上,坚持兼顾的政策,必须在加工订货、市场价格等方面,促使资方进一步地改革其腐朽的机构。同时在西南还应适当加强国营工商业,以增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。在劳资问题上,过去我们说服工人适当减低工资,以渡过难关,这是完全必要的。7月后,工商情况开始好转,即不应再去降低工人生活,而应从改革私营企业腐朽机构、努力发展生产中去达到工厂的收支平衡。

拉动内需 推进重大项目


“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?从全区说,一是剿匪,二是完成征粮、税收、公债任务,三是领导生产(主要是农业生产),四是调整工商业、救济失业人员。”⑥
1950年5月,重庆有五万人(全市工人二十五万)失业。邓小平明确提出调整工商业,“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,两利兼顾”。“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,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”。⑦
具体来说,即西南贸易部和工业部按照不同的行业,召开山药、药材、干菜、煤炭、木材等行业的私商座谈会,订立了零售与批发、产地与销地之间的合理差价,使经过改善经营的厂商均可维持,并有适当利润。
艾新全认为,邓小平还在此过程中利用大型民生、基建项目拉动就业。“让大批工厂恢复生产,比如第29兵工厂(今重钢集团)、第20兵工厂(今长江电工工业集团)、第21兵工厂(今重庆长安汽车集团);还有修建成渝铁路,康藏公路(西康)、都江堰岁修工程、修大礼堂等。这些大的项目启动,工人有了工作,就有了工资”。
1950年6月15日,成渝铁路开工,西南军区各部队抽调8万人组成5个军工筑路队投入工作。仅这一项工程就带动了428家私营机器制造厂家恢复了生产,还带动了木材、五金等工商企业如大渡口钢铁厂、天府煤矿、民生轮船公司生产的恢复,带动了18000余名失业工人、1200名无业游民加入这项工作,他们的日工资是8市斤大米。
成渝铁路是邓小平很早就规划要修的,据陈毅的堂兄、兵工专家陈修和曾回忆,1949年7月上海解放以后,邓小平到陈毅处与他见面,请他跟自己一起去修铁路,他因要去北京开会没有同去,但他为邓小平推荐了70个专家。
邓小平对成渝铁路的关注事无巨细。为了保护铁路沿线的文物,他亲自设宴招待重庆大学张圣奘教授,请他出山“寻宝,鉴别出土文物”。后来,张圣奘在修路过程中发现并完好保存了“资阳人”的头盖骨化石,这是中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化石⑧。
①《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》P78,1950年1月29日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,题目为《团结起来战胜困难》②《新华日报》1950年1月8日第二版③《邓小平在西南的理论与实践》,P152-P153④《新华日报》1950年1月9日第二版,《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举办折实储蓄业务》⑤《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》P50,邓小平在1950年1月4日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会议上的讲话⑥《邓小平文选》(第一卷),1950年12月21日,《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》⑦《邓小平文选》(第一卷),1950年5月16日《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》⑧《西南局第一书记》P495-P498
文/重庆青年报记者 席郁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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